您所在的位置:新传学子
【新传先锋“三下乡”】皖忆上海小三线:安徽人记忆深处的新光厂

     

      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出发大概30分钟,行至溪口镇石田村。沿途群山环绕,高低起伏。当几栋黄色老屋逐渐出现于一片绿色的视野之中,就意味着离52年前上海“小三线”建设中的新光厂不远了。

      “这个厂当时可热闹了,像个小都市” “里面的人过的简直是神仙一样的日子” “现在里面有个驾校”村口64岁的汪金花,放下了手头的忙活,话不自觉的多了起来。

      她指着前方伫立的“新光不锈钢材料制品总公司”招牌,一时语调激昂,非常兴奋。

山里多了许多新面孔

      1965年到1988年,中国面临中苏关系紧张的国际形势。国家决定在被划为“小三线地区”的皖南山区,建设上海的后方工业基地。从上海来到皖南深山的数万名上海职工,被卷入这股“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洪流。根据当时“靠山、隐蔽、分散”的战备要求,这个地处两山山脚的一方土地,见证了1万余名新光厂职工在此默默扎根与奉献青春的年华岁月。

      1971年进厂,原新光厂的老职工和安徽本地人——汪长春老人回忆起当时上海人进村进山的往事:“当时他们分批次坐着几辆大车过来,有的同志从上海城里来到这边的山沟,看到这里的条件和环境,一开始也会不适应,会掉眼泪。不过,那时候的人们思想也很单纯,他们也愿意到国家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乐于奉献,跟现在还是有点不一样。”

      少数上海职工舟车劳顿,从都市安身立命到皖南山沟,一时禁受不住眼前的现实反差是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除了故土难离,82年进厂,60年代还是小孩的现新光厂职工汪其发在谈到上海人刚来时的条件时,重复着说了三遍条件艰苦:“刚来时条件确实艰苦啊,条件艰苦,艰苦。一开始还有一些厂房宿舍还没建好,就只能住在临时的招待所里,一边建宿舍,一边工作。”

当时,这里就像小上海

      艰苦的日子很快过去,工厂的生产和职工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在汪长春和汪其发眼中,厂里人后来一直过着比当地农民更好的日子,“最起码生活质量高,吃的东西好。早餐做面包,馒头,稀饭。还有从上海那边调配过来的鱼和海产品。”更为难得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厂里还自发购置了机器生产储存冷饮和汽水。这些新鲜且难得的事物,让交通闭塞,久居深山的当地居民尤为羡慕与向往。

      除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丰盈,汪其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厂里职工娱乐休闲活动的丰富和精神文明的满足。

     “当时,休宁县城还没这里繁华热闹呢”,他说。

      汪其发脱口而出到厂里专门建造的电影院。这个当时整个休宁县最大,最高级,最气派的电影院可以容纳接近一千余名的观众。值得一提的是,看电影并不是厂内职工的专属福利,电影院的大门同样向当地居民敞开。一位当地的居民这样向记者这样形容:“每次放电影,都会轰动一时。”他继续补充,“厂里有个工人之家,有图书馆,有篮球场,有足球场。职工们偶尔会打打比赛。”

      在汪长春老人眼里,这群早上伴随着广播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起床,然后开始一天8小时工作的年轻人,日常生活并不单调。他提到上海那边专门到厂的慰问演出:“唱歌,跳舞,热热闹闹。”这群从远方到来的客人,带着一份抚慰上海职工,丰富当地人民生活的初心,行走在曾经的皖南山区里。所到之处,歌声不息,热闹非凡。

建起来的不只有工厂

      如今,汪长春指着自家一天只来两次水的自来水管说:“这个就是当时搞的。”因为厂的进驻,靠厂吃水的红利令当地居民颇为兴奋。如今人走厂空,红利不再。再加上当地供水不便,附近居民饱受用水紧张的困扰。“现在一天供水两次,凑合凑合。”汪长春老人和她老伴说。

      汪长春怀念的还有医院。“厂里也建了医院,离村子很近,看病都很方便。”而对于汪其发来说,他小时候的人生经历则被打上了小三线的教育烙印。“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厂建的学校新群中学里读书,同班同学有许多就是当时上海职工的子女,我跟他们一起长大。”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负责人徐有威告诉记者:“三线厂有很多配套设施与机构,三线厂带来了一系列围绕它的服务机构,食堂,浴室,小卖部,学校,医院等一应俱全。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聚落。”

      对于当地人来说,随着工厂的入驻,与之相伴建立起来的不只有基础设施和相关机构,还有更为珍贵的工农缘分和深厚情谊。

      当地居民回想起当初农忙的时光,至今还是很感谢上海朋友们的义务劳动与帮助;汪长春与上海职工既是同事,更是朋友;汪其发与自己的昔日同窗还会保持联系;因为一纸调令而产生的人生交集,这种真情,纵使经历了几十年的时光蹉跎与各在一方的孤寂,依然不灭坚挺。

      除此之外,更令汪长春津津乐道的是上海老职工对这片土地,这个工厂和这群人们的怀念和不舍。80年代末期,三线建设退出历史舞台。上海职工逐渐撤离皖南,回归故里。时光荏苒,老一辈人两鬓白发苍苍,对这片生活了十几年的土地一直都难以割舍。汪长春告诉记者上海老职工重访旧厂的故事:“记得去年就有两辆大巴车,上面载满了上海老职工,他们也会回来,拍拍照。有的年岁太大,不方便过来还会让子孙过来拍照带回去。”对于上海老职工来说,这个生命中青葱年华,黄金岁月所落脚的地方,已然承载他乡成故乡的意义。

回不去的三线,忘不却的真情。

      三线建设行将结束,1986年,新光厂的绝大数上海职工选择重归故里。根据上海市政府与安徽省达成的交接协议,厂房和设备等工业遗产留给了当地政府,但上海技术人才的流失无法保证工厂核心竞争力的延续。为此,安徽省政府在填补人才漏洞的方面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1987年,从合肥钢铁公司被派遣过来的技术人员王老告诉记者:“工人及家属户口农转非的优惠政策是吸引自己过来的原因之一。”新鲜血液的注入,使得新光厂实现了较为平稳有序的交接,生产力得到保护和发展。而后,根据“国退民进”的政策,新光厂实现改制。几经辗转,最终被几位广东老板收购,现在的经营状况却不甚理想。

      “如今的它有多辉煌,现在的它就有多衰败”一位昔日在该厂工作过的老职工边挥手边感慨。曾经这个1万多人活动的小都市如今繁华不再。萧条衰败的厂房遗址默默矗立;浪漫小资的广场喷泉无人问津,荒草丛生;人去楼空的厂房和宿舍也被历史和岁月留下了沧桑厚重的印记。

      汪长春老人现在看见这些凝结自己心血和努力的地方,深感惋惜而又无奈;他回忆起上海老职工回来看看时的只言片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声沉重的“哎呦”。同上海老职工千里迢迢赶过来重温记忆不同,老职工汪观金退休后住在距旧厂址不到200米的地方,但他却坦言自己根本不愿去厂里走走转转,只因看了现状会伤心流泪。于他而言,这近在咫尺的旧厂址,在他心里仿佛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

      徐有威说:“80年代后,上海小三线虽然结束,但是它对安徽的本地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据一般人公认,至少将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前了20年。之后各个三线厂走向不同的命运分水岭都跟它的技术和变革有关,一些技术过硬,经营管理得当的工厂发展成集团公司,长久不衰;另外一批可能没能经受住考验从而被市场淘汰。”

新光厂,如何焕发新光?

      随着三线建设退出历史舞台,许多历史上曾经名躁地方的三线厂因多种原因走向了日趋衰败与萧条。被废弃的厂房遗址湮没在一片荒草杂芜之中,印刻在几代人的记忆深处。

      那么,这些废弃多年,无人问津的旧厂房遗址作为一种工业遗产,它们有什么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实用意义?三线工业遗产如何获得新生?这些沉寂多年的事物又如何发挥余热?

      这是有着小三线记忆与情结的马星宇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追问。作为安徽泾县人的他,从小就听过三线厂的“683”车队。2017年7月,他作为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的指导老师,带领着学生前赴皖南调研小三线建设。“四川等其它地方有三线建设的小型主题博物馆,相比之下,安徽人对这段历史的重视和保护可能不够;选取典型厂址建立历史纪念档案馆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否可行?是够有必要给后代留下这段历史的实物原证?”他打算在实践中探索这种可能性,并带领团队形成调研报告呈交地方政府。

      涉及到对三线遗址的改造利用,徐有威则提出这种改造与利用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全国其它三线改造也有很多可供参考借鉴的经验,但真正成功的毕竟还是少数。地方政府的不够重视,经济利益不划算的考量等等都会让改造举步维艰。而改造也是个涉及多方利益的艰深命题,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也不能完全不在意的抛弃。不负责任的开发更会导致二次损害。他特别强调了经济改造与投资的风险问题,在黄山这一旅游景点丰富的区域,三线厂的旅游价值相对较低,建立小型博物馆,或者在博物馆里开设专门三线展区或许是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思路。而建立博物馆除了要靠地方政府文化意识的觉醒,也要有社会企业家的情怀和资金支撑。

      如今的新光厂,听不见机器的嘈杂轰鸣,偌大的工厂也只有寥寥几人的行迹。门口的广东保安操着粤语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阻挡着进厂参观的普通行人,远方不时传来几声悠长的鸣笛声。(文/图 赴皖南专业实践团队)